编者按：中拉人权圆桌会先后于2024年、2025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举办，首次实现中拉人权领域机制性对话，推动建立“中拉人权研究合作网络”。2026年第三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召开在即，现继续推出网络成员署名文章如下。本期将发布中拉人权研究合作网络成员、巴西阿雷格里港军事学院地理学教授迭戈·帕塔索（Diego Pautasso）6月3日在毛里西奥·格拉博伊斯基金会网站发表的文章。（全文约38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报道截图如上

　　冷战结束后，所谓的自由主义“单一思想”被奉为一条不可阻挡的道路。在巴西和西方大部分地区，这种理念指导着改革、制定经济政策和国际一体化的模式。然而，来自不同政治意识形态阵营的此类论断，在现实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方位角”的概念显得尤为重要。该术语源于制图学和导航学，指的是为指引路线而选择的方向。在此，方位角作为一种分析隐喻，象征着巴西和中国在面对内部挑战和国际制约时所采取的战略方向和历史轨迹。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不同的坐标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巴西和中国的方位角

　　在巴西，源于所谓“华盛顿共识”（1989年）的原则被制度化，尤其是在高利率、货币稳定、财政调整和金融化方面，导致去工业化和生产结构的脆弱化。即使在卢拉和迪尔玛政府时期，重新调整优先事项的努力也因力量对比关系，甚至因无力制定和实施替代方案而受到限制。

　　中国则另辟蹊径。它没有盲目追随后冷战时代盛行的新自由主义，而是制定了自己的国家发展蓝图，在吸收市场机制和新技术的同时，保留了1949年革命以来国家机器的运转能力。与此同时，中国从苏联社会主义危机中汲取教训，并非将其视为计划经济不可行的证据，而是将其视为避免技术停滞、官僚主义和经济孤立的警示。

　　中国经济复杂性的提升和价值链规模的扩大，打造了一个稳健的国民经济体系。其结果是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性，以及国家与党的能力日益强化。

　　回顾一些数据，有助于了解巴西和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轨迹。1990年，巴西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近，约为1.1万亿美元。同期，巴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6700美元，而中国仅为990美元，两者相差近7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西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仍然相对较小，中国甚至还不是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1995年，巴西对华出口额约为13.1亿美元，进口额约为5.5亿美元，因此保持了可观的贸易顺差。

　　比贸易顺差更重要的是巴西出口产品的构成，其特点是更加多元化和相对复杂。巴西不仅出口粗豆油、糖和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还出口汽车零部件、轧钢、汽车配件和其他中间产品等工业和半成品。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产品则集中在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反映了中国出口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例如纺织品、鞋类、鲜蒜、玩具和煤炭。

　　在此期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较低位置，而巴西则保持着相对更为成熟的出口结构。巴西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经历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增长周期之一，巩固了多元化的制造业基础，并在冶金、石油化工、汽车、机械设备以及中间产品等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中国则仍在迈向国际竞争的初期阶段，其发展主要依赖于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较低的技术水平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正如我们看到的，不同的发展轨迹导致了国际分工格局的深刻逆转。然而，尽管人们常常以一种类似“依附论病毒”的解释，将国家发展误入歧途完全归咎于外部因素，但巴西的去工业化进程其实在中国崛起为工业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无疑加深了对某些工业部门的竞争压力，但这一现象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因此，根本问题在于巴西如何将对华关系及其在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日益增长的投资，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项目的杠杆。

　　2024年，巴西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近17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但其结构与20世纪90年代截然不同。巴西对华出口额约为983亿美元，保持着较高的贸易顺差，但其贸易结构高度集中于大宗商品，例如大豆（322亿美元）、铁矿石（210亿美元）和原油（203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对巴西的出口额约为710亿美元，展现出高度的工业和技术水平，主要出口产品包括半导体、光伏器件、电信设备、电子元件、工业机械、汽车、电池、化工产品以及中高技术密集度的制成品。

　　数据清晰地表明了发展轨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26年的预测，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将达到约43.5万亿美元；巴西则约为5.1万亿美元。换言之，大约一代人之前经济规模相对相当的两国，如今的差距已接近九倍，中国遥遥领先。中国人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在2024年已超过巴西，达到27100美元，而巴西为22300美元，且这一趋势势不可挡。

　　21世纪的经验教训和展望

　　中国的崛起不仅仅代表着一个新兴经济强国的出现。这一持续的现象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系统性转型，其标志是权力结构、生产结构、人口结构、环境结构、技术结构和全球治理体系的重组。从历史角度来看，地缘经济中心从北大西洋向东亚的转移，或许是自大航海时代和欧洲崛起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活力中心以来，世界经济最具颠覆性的变革。

　　两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秩序一直围绕着盎格鲁-撒克逊霸权（先是英国，后是美国）构建。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华盛顿享受着单极格局，并将新自由主义议程标榜为现代性不可回避的终极前景，甚至冠以“历史终结”之名。正如托德所强调的，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的枯竭，还有与之相伴的西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稳定、政治碎片化和制度侵蚀。这种曾承诺效率、繁荣与稳定的模式，最终却加深了金融化、不平等和劳动的朝不保夕的危机。

　　中国的发展方向指向另一个方向。中国正在扩展其技术能力、基础设施、国家规划以及加强对战略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已成为新国际格局的主要组织中心。正是从这里，涌现出旨在构建系统性替代方案的最有力举措，以弥补当前世界秩序因美国反复无常的政策而加剧的裂痕。“一带一路”倡议因此被视为中国主导的全球化项目，与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和干涉主义框架下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对巴西而言，这一系统性转型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首先，巴西需要摆脱束缚其于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遗产的“铁腕”。其次，至关重要的是重启一项能够统筹经济增长、产业重建、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转型和国家能力建设的国家发展计划，避免重蹈覆辙，再次遭遇挫折和倒退。

　　最后，巴西需要理解当前全球格局重组的本质，既不能盲目地加入任何既定阵营，也不能抱有中立的幻想。巴西面临的挑战恰恰在于，如何根据自身国家利益调整其国际地位，适应新出现的各种力量对比，并充分利用多极化、南南一体化以及全球经济活力向亚洲转移所带来的机遇。

　　在此背景下，尽管中美两国都依据自身国家利益行事，但它们近期的国际行动模式却显示出显著差异。

　　美国不断扩大其地缘政治遏制、经济制裁、贸易战和单边施压政策的范围，而中国则优先发展经济一体化机制、扩大贸易、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开展长期生产性合作。无论是否出于自觉，在全球权力结构重组的背景下，发展、主权和规划能力再次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核心地位。

　　结语

　　毫无疑问，发展从来都不是被动融入全球市场的结果。中国的发展轨迹印证了这一点，尽管它带有鲜明的历史特色，与1949年革命奠定的国家发展基础紧密相连。尽管某些人仍然低估了这一历史遗产和中国发展进程中的连续性，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稳步推进数十年来制定的战略目标，并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道路。

　　显然，巴西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社会结构、地缘政治格局和政治发展轨迹。因此，这并非简单地移植模式或忽视国别差异的问题。即便如此，中国的经验也为被动地融入全球市场提供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经验。

　　在此背景下，巴西面临的挑战在于重建一项国家发展计划，以使其在当前历史十字路口重新定位。这绝非易事，毕竟，在美国加大对美洲的压力之际——美洲大陆正饱受危机和分裂的困扰——中国作为一种系统性替代方案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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