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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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文森（1916～1968.5.22）福建泉州人。

1931年参加“互济会”，1932年参加共青团，任第二届特支委员会委员，1933年加入共产党，任中共泉州特区委员会委员。

1934年参加“左联”，1937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救亡日报》工作。

1938年任广东文学会理事。

1939年-44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任中共桂林统战工作组委员，1941年创办《文艺生活》月刊，任中共桂林文化支部书记，1944年任中共桂北工委委员，领导抗日武装。

1946年任文协港粤分会理事，香港文协常务理事，香港达德学院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

1949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大会，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开国大典。

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中共港澳工委委员，第一届广东省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兼社长，中共华南分局文委委员，华南文联常委，中央电影局香港委员，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中南文联常务理事，中南作协常委，中国新闻社理事，“三联办事处”（ 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联合驻穗办事处）主任。

1955年后，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1968年5月22日，司马文森因抗战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被肇事者摧残至吐血、心肌断裂亡于国务院部委办公室，终年52岁。（1980.12.08，证人左洪涛出席中国大庭审的证词）1970年6月国务院指示下达外交部：为司马文森同志举办追悼会， 8月14日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外交部党组1979年3月28日报中组部《关于司马文森同志的复查结论》：司马文森同志是我党的好干部，1968年5月22日在残酷迫害下，含冤去世。——外交部党组（79）部党字第101号

本文内容

到阿尔及利亚后，我们住在阿尔及尔的“圣·乔治”旅馆。在阿尔及尔，它算是一家高贵豪华的旅馆了。据说，过去要在那儿租上一个房间，是很不容易的。

旅馆主人，一个法国人，为了显耀它的身价，曾在一楼一个套房的大门上钉上这样一块特制铜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阁下曾住此。某年某月。”在三楼另一个套房门上，也钉上同样一块铜牌，身价虽没有“艾森豪威尔阁下”那样高，却也是个什么部长之类的“大人物”，以示它的身份与众不同。当然，这都是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前的事。

但是，即使是现在（本文发表于1963年），旅馆附设的“圣·乔治”餐厅每天需要的一切肉类、鱼类、蛋类，乃至蔬菜、水果仍旧是每天由法国用飞机运来的。厨师是法国的，用料是法国的，做出的大餐自然也是地地道道的“法国大餐”。

其实，在这儿住并不舒服，房间设备一般，而且还有法国臭虫。初到的那一晚，在那洁净的床单掩盖下，一熄灯，就有大如小甲虫的法国臭虫成群结队而出，拼命向我这个并不“高贵”的肉体进攻，以至我不得不接连开了几次床灯来和它们进行搏斗。

旅馆的法国老板过去对非欧洲人的旅客是怎么一副面孔不得而知，现在也许感到气候变了，不能不应付一下，于是把这家招待高贵洋人的豪华旅馆，也对我们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客人开放。而且，有时在柜台前“公共休息室”碰上头，他也客气地招呼一声：“您好。”

几天住下来，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我们除了早餐、午睡和晚上回去休息外，几乎成天都在外头。因此，和这所高贵旅馆的“尊贵”主人见面机会不多。

可是有一天，当我们一位同志在早餐前到柜台上去买当天的报纸时，发现少了一份《电讯报》。这份《电讯报》是法国报业托拉斯办的，据说过去一直站在殖民主义者立场，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之后调子有些变了，却还“本性”不变。

我们那位朋友问一个法国办事人员：“今天少了份报？”

那法国人满腹牢骚地说：“以后再也没有了，收归国有啦！”

早餐时，我们打开阿尔及利亚《人民报》，果然登着这么一段消息：鉴于在法国殖民统治时代阿尔及尔《电讯报》和其他城市某某等几家法国报纸所进行的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的罪恶宣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决定自今日起，将上列法国企业收归国有。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是个革命的措施。看看坐在餐厅内那些欧洲人，却在窃窃私语，看来意见很多。对这些“高贵”的客人，我们虽没打过交道，但从旁了解到，有些是外地庄园主，慑于革命威力逃到阿尔及尔来“避风”；有些是在独立初期丢掉产业逃回法国去的“企业家”，见局势定了，想回来再过“美好”的时光，想以“主人”身份收回“无主企业”。自然，这个消息对他们是个打击。

又过了几天，那“圣·乔治”老板虽然偶尔也和我们见面，仍保持他对“高贵”旅客应有的礼节，但已不那样笑面相迎，而是心事重重，若有无限隐忧似的。柜台内的那些法国工作人员也乱成一团，心不在焉。“到底又出了什么事？”

我们在早餐时，作为一种“精神散步”喜欢对周围的事物闲谈一番。有人说：“法国人的报业已全部收归国有了，看‘圣·乔治’旅馆老板那样慌乱，会不会也要把服务行业收归国有呢？”大家一致说：“很有可能！”

不久，我们在“圣·乔治”餐厅早餐时照例打开当天的《人民报》，一看又是一系列法国企业被收归国有的名单，其中包括有“阿勒迪”旅馆、餐厅、咖啡馆、电影戏院等8家服务企业，但在名单上还找不到“圣·乔治”。

有人开玩笑地说：“这次‘圣·乔治’老板又可以安心睡两天了。”

另一个说：“也不过是两天罢了，对一个有主权的独立国家来说，这种局面是不能容忍的！”

什么样的难以容忍的局面呢？

恰好有位老朋友来看我，一见面就问：“你见到今天报纸没有？又有一批法国企业被收归国有，是个革命措施呀！”

从收归国有又说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殊经济地位，他说：“过去法国把阿尔及利亚当作一个省，经济上控制得很紧，什么都离不开巴黎。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府各方面都在进行工作，旧的打碎了，新的在建设中，但经济情况还是离不开法国殖民主义经济体系束缚。”说着，他建议我们一起上街走走。

我们到了一条中心大街，据我那朋友说：“是商业中心”。看来街道不宽，有几家大百货公司。在百货公司之外，尽是些五光十色的商店，如时装铺、美容室、化妆品公司、鞋铺、家具铺、唱片公司、照相馆、旅馆、餐厅、电影戏院、咖啡座、酒吧和夜总会。不管是大商店还是小商店，摆卖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法国货。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那些为数众多的书报摊，摆满了最新出版的来自巴黎的画报、报纸、连环图画、袖珍小说，还有那引人注目的“大胆、刺激、紧张、热烈”作号召的法国电影广告。

我这位老朋友虽谈不上是个什么专家，但对这个年轻的、英雄的国家的情况却相当熟悉，从阿尔及利亚一独立他就来了。

我那朋友说：“就这条大街本身来说，你有钱，你需要，到这儿来买你们需要的东西，那没有什么。问题在于这些店铺都是法国人开的，法国人过去控制了阿尔及利亚50%最肥沃的土地，全部工业、商业，以及各种服务性行业，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殖民地市场。直到现在，法国的法郎还可以在市面上通用，价值与阿尔及利亚法郎一样。”

一会儿，他又问，“你注意到在偏街小巷里那些小杂货铺吧？这些小商铺比大百货公司还厉害，它出售面包、糖、茶叶、牛油、食品罐头等一切日常家庭用品，非常齐全，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即使是这样的小商贩，法国垄断资本也毫不放松。垄断资本家像蜘蛛结网一样，撒下这些商业网，一个老板可以控制一两千家，货源统一分配，价格由他统一定，一有风吹草动，可以使物价上涨一倍，也可以使所有供应全部停止。”

我们走过一家大家具铺，那儿卖着法国最华贵、最新式的家具。“这些家具都是从法国运来的。在这儿的公司、商铺，可以说都和巴黎的商业托拉斯有关，说清楚些是它的分公司或分店。如果你想订套家具，这儿没有，只要把要求、规格开给它，说妥了价钱，一个电话或一封信，一个星期就可以从巴黎把货运来。你看独立了的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主义者还像吸血虫一样紧紧地吸住它的经济命脉。明白了这种情况，你也就不难明白‘收归国有’的政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了。”

“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前，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殖民主义者打了7年半有形战争；独立后，一场新的战争又打开了，然而却是‘无形’的。这场战争的特点是，一边想继续它的殖民主义经济统治，一边却想粉碎它，以便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法国政府利用它的经济优势对阿尔及利亚施加压力。本·贝拉总统也有自己的武器，有了独立政权、强大的革命军队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一个叫‘代管’，一个叫‘国有化’。法国尽管在那儿抗议，可是……”他微笑着，“几个回合打下来，已证明它没有胆量再蛮干下去，撒哈拉沙漠的巨大财富使它失去主动。只要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宣布把撒哈拉油田收归国有，它已非常满意。不过，局势在发展、在变化，哪一天阿尔及利亚宣布把撒哈拉油田国有化，也很难说。”

3小时过去了，我们重返“圣·乔治”。

在柜台边，我们又碰到那个愁眉不展的“圣·乔治”老板。我那朋友和老板是熟识的，便问：“老板先生，这次没有把你的‘圣·乔治’国有化，该可以安静地睡觉了吧？”

那老板却频频摇头，苦笑说：“阿尔及利亚人做事，难说呀！”

我那朋友却意犹未尽：“你就这样回去，也可以在巴黎当百万富翁哩。”

“圣·乔治”老板没搭腔，只是苦笑。

那位朋友把我送上三楼，低声地说：“这些家伙作威作福了100多年，现在也知道苦了！”

我只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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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原载《大公报》1963年12月2日（北京版）

作者 | 司马文森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察-看天下（外交官说事儿）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