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6年6月17日，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微观史学派的先驱和代表人物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1939-2026）教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辞世。他的代表作《奶酪与蛆虫》（1976年）通过对16世纪弗留利磨坊主梅诺乔宗教审判档案的细致分析，重构了这位自学成才的基层人物独特的信仰宇宙，成为微观史学的典范之作。他曾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萨高师等高校，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学者。2019年，金茨堡教授曾访问北京大学，发表学术演讲《塑造人民：马基雅维里、米开朗基罗》。我们在此推送北京大学章永乐老师的文章《那本没寄出的书》，悼念金茨堡教授。
那本没寄出的书：怀念卡洛·金茨堡教授
✪ 章永乐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我是在莫斯科得知卡洛·金茨堡教授离世的。听到噩耗之后，我头脑里的第一反应是：那本书，我没法寄给他了么？刚在几个月前，我在访问意大利之前，曾写信给他，想约他见一面。他回信说不在意大利。我便独自去了他曾任教的那座古老大学，在廊柱与回廊间转了一圈又一圈。之后又写信告诉他，我有一本英文书即将在荷兰博睿出版社（Brill）出版，请他给我一个邮寄地址，等书出来，好寄给他。他很快回了信，把博洛尼亚的地址留给了我。然而，再也没有可能了么？我反复确认这个消息。各个消息源都证实，这是真的，2026年6月17日，卡洛·金茨堡，逝于博洛尼亚，享年87岁。悲伤，如同一滴浓浓的墨汁，从脑海中的某个位置，扩散开来。2019年，金茨堡教授在北京博士毕业后，我其实并不太主动联系他，因为总是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一直在做一些短平快的研究，没有像他那样，继续做那种用一片森林提炼一小块煤的研究。我担心自己的粗浅研究，经不起他犀利眼光的解剖。但我又很想再次见到他，因为，每次相遇，他在不经意之间的几句点拨，往往能解开我研究上困扰多时的困境。这种矛盾的心理陪伴了我很多年。当我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遇见他的时候，并没有这种惭愧感。对他了解越深，这种惭愧感就与日俱增。我是在2005年遇到金茨堡教授的，那时我还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博士生。对他最初的印象，是一个头发花白的意大利老人，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黑色的外套和黑色的裤子。在校园里，无论什么时候遇见他，他似乎总是一身黑衣。他极为勤勉，几乎日日都在学校。可若我不知道他是谁，即便天天与他擦肩而过，他也不过是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普通老人，与其他上了年纪的人，并无分别。所幸的是我认识他了。2005年冬季的时候，他开设了一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研究生研讨课，我的朋友圈子里就有好几个人提到他，向我推荐这门课程。我一开始对他并不是很了解。同系的博士生同学西奥告诉我，金茨堡教授精读的功夫很厉害。正好我那时候计划研究马基雅维里，于是我抱着听听看的想法，去了他的课堂。到了教室一看，这么有名的教授，上课的只有寥寥四五个人，那时候就怪我的那些朋友叶公好龙了——跟我推荐了课程，自己却没有兴趣来。金茨堡教授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教授。他的英语带着意大利口音，但很清晰。他没有任何开场致辞，就在黑板上画起图来——这边马基雅维里，这边是我们，中间隔着一层一层的解释。他向我们解释我们与马基雅维里之间的“距离” ，以及马基雅维里的文本对我们的“抵抗”。很快，他引入了自己的视角，指出之前的思想史研究忽视了马基雅维里与距离其最近的天主教传统的关联。马基雅维里实际上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决疑术传统。接下来，他列举了他发现的几个文本证据。随着一条条证据呈现在眼前，我顿时有一种发现了新大陆的惊喜。但是，金茨堡教授总是会从那个实质的观点偏离开来，绕回到那幅关于马基雅维里与我们之间距离的图表。他反复提醒，要警惕我们与马基雅维里之间的距离。因为有这道距离，那种直奔主题的做法是“懒惰”的——后来，我把博士论文计划给他看的时候，就“光荣”地招致了这个“懒惰”的评价。在修课的几个学生当中，我对马基雅维里的背景知识大概最多，虽然一开始有点拘谨，但慢慢地在课上和他有了越来越多的讨论。我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写博士论文开题报告，而只是有些零散的想法。第一次去他办公室是与他谈如何写课程论文。他建议我去看马基雅维里所阅读的李维《建城以来史》的版本，看看与马基雅维里自己的文本之间有什么关联。这种翻故纸堆的工作，是我以前比较少做的。我检索了图书馆的目录信息，发现这些版本都比马基雅维里读的那个版本要晚，马上就泄了气。金茨堡教授看了我的检索报告，却有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反应。他说，为什么假定马基雅维里一生之中只读过一个李维版本呢？也许他读了后来出版的那些版本呢？他邀我一起去探索。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老爷子有点认死理。他提的假设，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要证实或者证伪它，要花的功夫太大了，得有多大的好奇心，才敢去碰这样的题目呢？金茨堡教授作品：《奶酪与蛆虫》若干年之后，我带着学生逐字逐句读了他的《奶酪与蛆虫》，这才意识到，这对他来说，就是最最基本的操作而已。在他的经典著作《奶酪与蛆虫》中，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发现磨坊主梅诺乔读了11本书，形成了一种严重偏离“三位一体”教义的奇特世界观：宇宙是个大奶酪，上帝和天使是奶酪中长出的蛆虫。金茨堡教授追问，磨坊主是如何形成这种世界观的呢？梅诺乔的阅读和理解方式，究竟有什么特色？金茨堡教授的工作不是泛泛地去探讨磨坊主读的书的内容，而是直接切入书的物质形态：这本书是哪个版本，在什么地方出版的，如何流传到磨坊主的手中的？《奶酪与蛆虫》用了大量篇幅探讨这11本书的物质形态，甚至努力勾勒这11本书在当时地中海世界的阅读圈的基本形态。通过这样的研究，金茨堡教授考察磨坊主与当时意大利的精英阶层的关系，甚至探讨他是否受到伊斯兰教和再洗礼派等异端的影响。因为他关注的，不仅是磨坊主的思想的具体内容，更是这种思想是如何形成的。那么，马基雅维里如何阅读其他人，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磨坊主梅诺乔不仅是他笔下的人物，也凝聚了他的历史研究方法。也是若干年之后，我才真正理解金茨堡教授为什么在十周的课程之中反复教我们怎么用图书馆。我一向认为我会用图书馆，几年下来，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借的书都有数百本了。但是一看他怎么检索，我就明白自己原来根本不会。他在检索的时候会去查主题词，然后将所有的文献按照时间排列，看每本书的出版时间和出版地点。“出版时间和地点很重要。”他说。在研究马基雅维里的时候，他的考虑并不是泛泛的“马基雅维里受了某某的影响”，而是“马基雅维里读了某某的某个版本的书”，因此，出版日期与出版地点就显得极其重要。因此，他会向我建议，查一下马基雅维里是否还读了其他版本的李维《建城以来史》。在课上，我们还讨论过马基雅维里与伊壁鸠鲁主义的关系。我做读书报告，说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对于马基雅维里有很深的影响，马基雅维里甚至还手抄了一份，抄本现在存在梵蒂冈的图书馆里。老爷子微微一笑，说，你应该去梵蒂冈图书馆查一下，马基雅维里在手抄本上写了什么批注，这些批注会包含非常重要的信息，透露马基雅维里是如何阅读卢克莱修的。我的第一反应是，老爷子又给我提很奢侈的要求了。第一，我得能进入梵蒂冈图书馆看到这个抄本；第二，我的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得好到能看懂古人潦草的手写笔记的程度。我连看母语的古文献都费劲，怎么敢去轻易扒拉五百年前的欧洲原始文献呢？然而，他提的这些苛刻的要求，引发了我对研究进路的比较兴趣。我问他对政治思想史的施特劳斯学派与剑桥学派的看法。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他临时在课上加了一批文献，让我们对比不同的研究进路。他让我们关注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进路对于那些关键词的研究，比如，马基雅维里对于“自由”（libertà）和“德能”（virtù）的理解，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知识背景下发生的。但是，金茨堡教授指出，剑桥学派很少关注文本本身的物质性。他们假设一系列文本的内容在自动流转，构成马基雅维里思考的背景。然而，马基雅维里真的读了这些书么？读的是哪个版本的？马基雅维里在书上写了什么批注？他汲取了哪些信息，又过滤掉了哪些信息？剑桥学派的所谓“语境主义”，往往堆积了很多文献，作为某位思想家的“语境”，然而，在这些文献与这位思想家之间的具体链接，却往往是缺失的。至于施特劳斯学派，金茨堡教授的评价非常复杂。他认为施特劳斯的“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的区分，本身是一条过于简单的历史解释规则。在施特劳斯认定的经典作家的作品中，文本具有某种自足性，每当文本中出现反常现象，施特劳斯宁可假设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并试图在文本内部寻求自洽的解释，也不愿轻易宣布这是作者的书写疏忽。在这种解释方法下，解释者仿佛是作者的律师，在法庭上为作者的自我一致进行辩护。而金茨堡教授认为，作者当然会出现无意的书写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作者缺乏深思熟虑，而恰恰源于过度的自信。施特劳斯极为重视的一个例子是在《李维史论》I.26中。马基雅维里以《旧约》中的大卫王为例，说明一位基础不稳的新君主保持王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更新一切，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引用了一句拉丁文："qui esurientes implevit bonis, et divites dimisit inanes." （和合本中译：“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但这段文字实际上并不见于《旧约》，而是出自《新约》的《路加福音》1：53，说的是耶和华的神迹。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里在此是有意识地指向耶和华，其未曾明言的意涵就是，耶和华也是一个暴君——而这正是惊世骇俗、需要被包装起来的教诲。针对施特劳斯这一解读，金茨堡教授提出最简单的问题：马基雅维里究竟读的是哪个版本的《圣经》？马基雅维里在这里引用的拉丁文句子“qui esurientes implevit bonis, et divites dimisit inanes”出自《路加福音》1：53，而非他的显白教诲所指向的《旧约》。但问题是，《旧约》中就没有相似的句子吗？事实上，在《诗篇》107:7中有一句比较相似的话：“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十五世纪晚期与十六世纪早期通行意大利的《圣经》已经是圣哲罗姆（Saint Jerome）从希腊文翻译的版本Versio Vulgate，但当时还存在圣哲罗姆的另更直接地译自希伯来文的版本Versio Hebraica Hieronymi。这两个版本都用拉丁文书写，但从翻译上来说，有很大的不同。旧约《诗篇》第107篇的这句话在两个版本中分别是这样的：Quia satiavit animam inanem et animam esurientem satiavit bonis.（从希腊文翻译的圣哲罗姆版本）Quia saturavit animam vacuam et animam esurientem implevit bonis. （从希伯来文翻译的版本）无论是哪个版本，里面都有一些词汇与马基雅维里在I.26中引用的句子有重合，基本意思也有相近之处。金茨堡教授指出，我们很难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马基雅维里对《圣经》非常熟悉，当他写东西的时候，他想写跟大卫有关的一句话，于是想到了《诗篇》中的这一句，但却把句子给记混了，写下来的时候成了《路加福音》中圣母玛利亚谈论耶和华的句子。而更有意思的是，马基雅维里写下的那句话开头的几个词，正是从希伯来文翻译的这一句话的最后几个词esurientem implevit bonis.这更给我们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莫非，马基雅维里读的不仅是圣哲罗姆从希腊文翻译的版本，而且还读了从希伯来文翻译的版本？金茨堡教授指出，这一分析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支持施特劳斯的看法——马基雅维里对《圣经》极其熟悉，并且试图对之作出回应。然而，不能运用过于简单的解释规则，认为凡是出现错误的地方，都是作者有意为之，而需要进行非常具体的讨论。但这是否意味着施特劳斯的解释就没有可取之处呢？金茨堡教授指出，正因为施特劳斯主张将作者想得更高明一点，他对于马基雅维里的解释，恰恰能够避免那种将马基雅维里“拉平”的“语境主义”解释。尤其是施特劳斯对于马基雅维里宗教思想的解释，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性。比如说，施特劳斯重视马基雅维里对于《旧约》中的政教合一政治形态的关注，其中就包含了重要的历史研究的假设。2019年，金茨堡教授与北大师生在一起十周的研究生研讨课，让我相信我的博士论文离不开金茨堡教授的帮助。2006年4月某一天，我拿着一份两页纸的博士论文研究计划给他看，他看了几秒钟，马上给我提出一堆意见：第一，我的路径比较懒惰，缺乏历史距离感；第二，我铺展的面太广，恐怕根本无法做深入的分析；第三，有一半内容，他觉得完全没必要。这几乎是全盘的否定。我一下子心凉到了极点，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把先前写的几个研究报告给他看，希望他了解我究竟做过什么准备。其中一个报告是对李维的研究，他同样是漫不经心地浏览，扫到的某一页的时候， “啊”了一声。 脸上一下子有了光彩，兴致勃勃地跟我说，他觉得这里有一些相当有趣的东西，值得开拓。这些有趣的东西，并不是李维的具体叙事或观点，而是他的基于猜测乃至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思维方式和书写方式。接下来，金茨堡教授跟我解释为什么反事实既有趣又重要，建议我以其为中心展开论文写作。但我觉得，这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研究计划了，这么大的变动，我心理上转不过来，而且我担心我在政治学系的导师不会接受。金茨堡教授鼓励我说，我以前做过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作废，那些材料还都可以用，只是转变一下表达方式。我在将信将疑中告辞了。金茨堡教授先是把我扔进了谷底，随即又热情洋溢地指了一条路，说那里很有前景。可我却站在岔口，不知该往哪走。那天回程的公车上，脑子像绷紧的弦，高速运转，翻来覆去想着下一步该怎么走，却越想越茫然。当晚我就发起烧来，夜里断断续续只睡了三四个小时。第二天硬撑着去主持本科生的讨论课，只觉得烧得更重了。回到住处翻箱倒柜找药，才发现2002年从国内带来的那些早都过了期——我已经无药可用了。于是只好试起民间的土方，跑去菜场买了姜，熬了一大锅浓稠的姜汤，咕噜咕噜灌下去，然后蒙上被子闷头就睡。从前发烧，我都是这样硬扛过来的。可这回显然不太管用了，第二天醒来，脑袋还是昏沉沉的。但病终于自己好了。我继续查阅文献，有了新的文本发现，这让我觉得，他的建议其实是可以操作的。我给他发了电子邮件，展示了我的发现，他给了热情洋溢的回复。于是，我开始正式写我的博士论文提纲。病过之后，文思泉涌，我一个晚上就写了七八页。但这个提纲还只是一个暂时的妥协，我以自己以前的思路为基调，纳入了金茨堡教授的建议。我在星期三把提纲发给了他，希望能在星期五跟他见面。他让我星期五下午去，把批得密密麻麻的提纲还给我，向我提了七八点建议。最后一点评论是：你现在似乎还是在两个计划之间举棋不定。我说，我在政治学系导师要找的东西，跟你想找的不一样。他很自信地说，就以他的建议为基础，再把以前的一些想法给包括进来。我仍然是将信将疑地走了。但一个星期研究下来，我又发现，其实他是对的。因为我又发现了一段非常关键的古典文本，展现出非常独特的修辞结构，值得深入挖掘。于是我又从头修改我的提纲。两天时间里，我将原来的提纲从12页扩展到32页——我是一个灵感型的人，心里有东西，很容易爆发出来，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如果没东西，一个月下来也熬不出几句话。当我再次把稿子给他，并说明按照他的建议重新安排了结构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但他告诉我，他就要走了，离开加州大学，离开美国。这意味着，在我剩下的一两年博士生活中，我可能再也碰不到他。这让我顿生惆怅。老实说，一两个月下来，我已经被他深深吸引。他总是高瞻远瞩，指出我该走的方向。而我带着怀疑走下去，最后总是证明他给我指出的道路是对的。一个个怀疑都消除了，前景变得越来越明朗。不久后，我提交了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政治学系为我举行了开题答辩。金茨堡教授作为导师委员会成员，出席了答辩会。答辩会上出现了非常神奇的一幕：我在政治学系的指导老师们对研究计划提出了一系列质疑，金茨堡教授作为历史学系的教授，却为我强力辩护，向我的政治学系教授们证明，这个计划在学术上是重要的，在操作上是可行的。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护着我。过了若干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要写的古希腊罗马历史著作中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思维与书写，正是他关注的conjecture（猜测）的重要类型。历史研究，在他看来，就如同猎人打猎和警察探案，都需要根据线索，提出假设，进而以证据验证假设。历史学家是在可能性的视域中，思考和确定现实性。而我的研究，正好处于可能性与现实性的交叉地带。他支持我，其实是对我有所期待。不久后，金茨堡教授回到他的祖国意大利任教。在走之前，记得是一个星期一早晨，金茨堡教授把他的著作 History, Rhetoric, and Proof 送给我，在扉页上为我写下了祝语，并告诉我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他。接下来，就开始了频繁的跨大西洋的邮件交流。我不断向他汇报我的进度，他的回答总是很简短，但总是很精要，告诉我必须重视某位作者文本中的某些可能性。反复的假设，寻找史料，证伪，再次提出假设 ...... 我感受到了他所说的猎人捕猎的感觉，也曾在深夜里，体会到最终捕获猎物的狂喜。这种狂喜让我感觉，为学术而献身，是值得的。多年之后，当我自己开始带博士生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我要找的是那些能够从学术的发现中找到精神喜悦的学生，而非以学术为敲门砖获得其他好处的学生。2008年年初，我写完了博士论文初稿。我把尚未完成排版的博士论文发给他，并寄给他导师委员会签名页。我内心其实相当忐忑：我还没完成修改，他会给我他的同意吗？让我惊讶的是，他很快就寄回了他同意的签名。有了他的签名，我的博士论文在政治学系通过得特别顺利。我在政治学系的导师们都认为，既然金茨堡教授这样以苛刻著称的学者都同意让我通过，他们跟着金茨堡教授作判断就可以了。于是，我的博士论文竟然没有改一个字，就通过了所有导师的审核。2008年6月，我从美国回到本科就读的法学院任教，教法律史。金茨堡教授研究天主教宗教裁判的《奶酪与蛆虫》当然是经典的法律史著作，但他关心的问题，无论是历史学家如何书写底层民众，还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流，显然不是法学职业所关心的问题。为了重新融入法学职业圈，我重新开始了一场自我转型，从宪法史和宪法思想史，到国际法史，努力做一些能跟法律职业对接的研究。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开始做区域国别学研究。而我的博士论文躺在抽屉里，逐渐蒙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更没有成为出版的著作。于是，我逐渐产生了一种对金茨堡教授的惭愧感乃至负罪感。我怕他问我之前让我探索的问题，现在有什么新的进展了。我不敢向他汇报我正在做什么。2015年，我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金茨堡教授应邀来柏林发表了一个学术演讲，我们见了一面。当时我已经出版了一本专著。但我甚至不敢向他提我著作的标题。我们讨论了一下猜测与反事实研究的方法论，他建议我关注汉语独特的表达反事实假设的方式，并推荐了一本书。但我居然没有记住标题。下一次相遇已经到了2019年。我邀请他来北大访问，他告诉我正好要到广州开会，可以安排到北京访问几天。于是，我联系了北大文研院，将他的来访纳入文研院的项目支持。10月28日，我带着几位学生，在首都机场接到了金茨堡教授。他拉着一个红色的拉杆箱，神采奕奕。2019年10月28日，金茨堡教授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第二天，我们带他去了圆明园和颐和园。在圆明园，他凝视着满地的断壁残垣，陷入沉思。在颐和园，他对巨石“青芝岫”感到惊异，我相信这块石头在他的艺术史知识分类学中遇到了归类困难的问题；他登上佛香阁，眺望昆明湖。关键是，他的演讲就在当天晚上。随行的学生感叹：老爷子80岁了，精力真好。2019年10月29日，金茨堡教授访圆明园当天晚上的演讲安排在北大二体地下的报告厅，现场挤满了听众。我向听众介绍金茨堡教授与演讲主题，汪晖教授与谈。金茨堡教授的演讲题目叫做“塑造人民：马基雅维里、米开朗基罗”。而他的研究方式，是“以图证史”，从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中对于塑造人民与雕刻大理石雕像之间的类比开始，探讨马基雅维里与以米开朗基罗为代表的佛罗伦萨雕塑家们的交往和对话。而他给出的最令人惊异的证据，是米开朗基罗雕刻的一座小洛伦佐·美第奇坐像中，其左臂下出现了狐狸与狮子的混合形象。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关于君主应当混合狐狸与狮子特性的论述，并非马基雅维里独有的主张，而是他与佛罗伦萨雕刻家们共享的一种隐喻。这仍然是一个用一片森林炼出一块煤的研究，体现他的一贯风格。现场有从东北坐火车来专门听金茨堡教授讲座的学者，第二天一早坐火车回去，说跟老先生见上一面，非常满足。一位不从事学术的意大利女士从头听到尾，告诉我说，他是意大利的骄傲。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小洛伦佐·美第奇像，由远及近，可以看到他左臂下方的“狮-狐”头像在接下来的几天，我给金茨堡教授安排了几场与学者与学生的座谈。大家纷纷将自己在研究中遇到的困惑端出来，不管是哪个学科的困惑，金茨堡教授一一做出回答，总是给出很中肯的探索建议。我和学生还带着他去了国子监和国家博物馆。他自己还去了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坟墓。在国子监，他目睹清代的十三经碑文，深受震撼。在国家博物馆，他在一幅题为《进京赶考》的油画下沉吟许久，这幅画的主题是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临行前当地群众前来送行的场景。在画面中，领袖与群众如同水乳交融。我相信，他一定在思考人民，思考对于人民的代表（representation），无论是艺术的形式，还是政治的形式。也许，他还想到了葛兰西《狱中笔记》中所讨论的党的领袖、干部与群众的比例关系。在金茨堡教授倡导的微观史获得普及之后，这一进路往往被视为一种比较“炫技”的历史研究方法。然而，他倡导微观史，遵循的绝不是学科划地盘的逻辑。他的父亲莱昂内·金茨堡（Leone Ginzburg）是意大利著名的反法西斯活动家与抵抗运动英雄，也是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在金茨堡教授 5岁时，莱昂内因参与地下反法西斯报纸工作，在罗马被纳粹逮捕并遭受严刑拷打，最终于1944年在狱中去世。而莱昂内创办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后来出版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金茨堡教授选择研究那些被宗教裁判所审判的普通人，在潜意识里与他本人和家族的经历有关。而他在《奶酪与蛆虫》中对于磨坊主梅诺乔的书写，更是回应了二战后那个风起云涌年代的政治关怀：如何超越精英史观，在历史书写中表现底层的民众。莱昂内·金茨堡（Leone Ginzburg, 1909-1944）金茨堡教授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在他回欧洲之后，我又回到了那种状态，既期待与他见面，又对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忐忑不安。2020年，我在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访问，给他去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准备某个时候来意大利看他。他热情洋溢地回了信。然而，很快，新冠疫情爆发了，旅行变得极其困难，意大利出现大量死亡。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执念，给一位老人带来健康风险。4月份，我从巴黎飞回了上海。在隔离期间，我给他写信，问他是否安好。他回信说很安全。几年之后，我终于觉得有些东西可以向金茨堡教授汇报了。我在法国完成的研究“门罗主义”的解释史与全球传播史的著作《此疆尔界》出版了，在其中，我运用了他倡导的“形态学”的方法——以“X for the Xans”或“XX人的XX”这样的句式作为“门罗主义”话语的形态标志，寻找形态相似的口号，形成传播和影响的假设，然后找到各种“中介形态”。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很多让我自己都觉得极其意外的口号，进而探讨其背后的空间政治。在书里，我将自己的方法追溯到他的教导。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要在荷兰博睿有一个英文版了，这能让他从细节上了解我究竟做了什么工作。我没能在访问欧洲期间与他见面，但要到了他的邮寄地址，约定在书的印刷版出来后，寄给他指正。我觉得，经过18年的沉淀，我终于有一个足够认真的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他的些许肯定。然而，一切已经太晚了。一颗思想的巨星，已经从历史的天空中陨落。我在2005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马基雅维里研讨班上所聆听的教导，金茨堡教授将其写成了一部书：Nondimanco: Machiavelli, Pascal（《然而：马基雅维里，帕斯卡》）。在其离世的2026年，他还出版了两部著作。他的精神创造之火，燃烧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Nondimanco: Machiavelli, Pascal（《然而：马基雅维里，帕斯卡》）在金茨堡教授离世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思想巨匠，已经所剩无几。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置身于二十世纪的断裂与废墟之上，对既定知识秩序与“宏大叙事”发起冲击，将个人切身的痛感，转化为对整个时代病症的诊断，并以跨学科乃至越界的方式，重塑了我们对文化、社会与人类心灵的认知框架。这种思想的穿透力与影响力，是仅仅从学科知识框架出发的研究所无法相比的。金茨堡教授的授业与引导，是一个刚踏上学术之路的年轻人所能遇见的最美好的际遇之一。他留给我探索的勇气、学术的工具，一个巨大的人格的典范，同时，还有那份羞愧感，如同魅影一般，难以摆脱。那本终究没能到他手上的书，已经永远无法寄出。但我想，他或许并不需要我向他汇报什么。因为真正打动人的学问，从来不是为了刻意向某个人或某些人证明自己，而是让那些被遗忘的声音、被压抑的生命体验、被忽视的细节、被截断的历史脉络，被遮蔽的日常世界，重新获得被倾听、被书写的可能。这大概就是他留给我的，比“羞愧”更沉重、也更珍贵的东西——一种持续终生的责任感。但愿有一天，我能带着无愧之心，去他的墓前，轻声说一句：“老师，我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