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的“新战略机遇”，究竟“新”在何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接受千万粉丝时政博主王骁专访，围绕其新著《新战略机遇：迈向2035的中国和世界》展开深度对谈。专访内容在“王骁Albert”账号各平台上线后，阅读量突破150万次，引发网友热议——特朗普越折腾，中国战略机遇越多？为什么说“什么都没做”恰恰是做了一切？中国的八大战略机遇究竟是什么？现将专访文稿整理发布如下：（全文约12500字，预计阅读时间32分钟）
▲专访内容在B站上线后，阅读量突破150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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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骁：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今天特别激动，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和王文老师开展对谈了。这次我们相聚，主要是来聊聊王老师刚出版的这本新书——《新战略机遇：迈向2035的中国与世界》。其实我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十分好奇，我们现在天天都在讨论“新战略机遇”，这本书里提的“新”到底新在什么地方？不如先请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主标题，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聊起，您看可以吗？
王文：首先特别感谢王骁，作为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你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而我作为逐渐步入中年、即将老去的一代，也想借年轻朋友的推荐，和各位网友一起分享我的这本新书——《新战略机遇：迈向2035的中国和世界》。
刚才王骁问到了重点，为什么“新”呢？这里面我想说一个历史，就是在党的十六大的时候，也就是2002年。2002年，党的十六大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时局的判断，说“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处在一个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这个说法，成为过去二十年、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基调。中国把握住了战略机遇期：头二十年从GDP的第九位升到了第二位，我们申办了北京奥运会，又做了大量的改革，党的十八大以后加速了高质量发展。应该说过去的二十年、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中国的确把握住了战略机遇。
可很快，历史就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这时大家回头看就会发现，疫情暴发，美国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海外各类战争冲突频发，各类负面信号集中出现。随之而来舆论场上也出现了很多讨论：现在经济下行，中国还存在战略机遇吗？类似的声音越来越多。
在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已经对社会上的这类声音作出了回应：尽管我国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走过二十年，报告仍然明确提出，“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这也是我印在本书封面上的那句话。这一提法出自党的二十大报告，本身就是对当下社会弥漫的低迷情绪的回应；而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这一表述再次得到了延续。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新的战略机遇”？目前学术界、知识界和智库界其实都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因此我才撰写了这本三十万字的著作，专门阐释什么是新的战略机遇。
王骁：是的，您提到的这几件事让我感触很深。以前我们总觉得，每一年都够乱了，可到了下一年回头再看，才发现去年那点事根本不算什么，尤其是今年。元旦假期还没过完，马杜罗就被直接抓了。紧接着，又是一个大周末，我周日一早醒来，一看手机，哈梅内伊被炸死了。这个世界眼下真是乱得离谱，而且乱的模式完全无法预料。因为过去我们总觉得，要爆发一场冲突，总得先给自己找个宣战的理由，得有个战争计划，再定个战争目标吧。可现在我们看下来，今天这个帝国在世界上的一系列举动，很大程度上似乎都是出于一时冲动。反观我们国内，一切反而显得有条不紊——该开会开会，该干嘛干嘛，“十五五”规划也已经出台了。所以大家在国内聊的时候，聊来聊去，聊的还是发展这些事。
这时候就有网友质疑：当年我们一直说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现在人家已经抢先行动了，我们却迟迟没有动作，对不对？网上有一种声音说，别看特朗普行事乖张离谱，但这套方法好像真的管用——他一下子就把别国总统抓了，世界也没出什么乱子；现在又炸死了别国领导人，世界好像还是没什么反应。那以后更多中小国家和美国打交道时，会不会因为怕被抓、怕被炸，直接就对美国屈服了呢？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战略机遇不就没了吗？很多人都会说，你看中国到现在还四平八稳，简直就像宋襄公，难道中国真的太软，还是行动太慢了？
刚才您也提到了“新的战略机遇期”，您觉得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到底在哪里？“新”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王文：实际上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我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就已经做了阐述：我梳理出中国拥有四大国际战略机遇和四大国内战略机遇，一共八大战略机遇。在书的最后一章，我也专门回应了你，以及很多网友朋友们的看法，那就是：“特朗普越折腾，中国越有战略机遇”。
能不能把握住战略机遇，核心取决于我们对世界局势做出怎样的判断。这就好比当下世界局势十分混乱，我们能不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如果世界乱了，我们自己也跟着乱了，那其实就落入了世界混乱的陷阱。我觉得，现在特朗普明显就是这种状态：他一心想要改变世界，也清楚世界正在经历变化，但是他根本没有做好应对变化的准备，反而只是乱打一通、四处折腾，误以为能在乱中取胜。
但所有战略层面的胜利者，本质上都是因为精准把握住了机遇。如果把握不住机遇，只靠乱出拳，根本不可能赢得国家层面的胜利。因此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2026年就是美国霸权真正衰落的起点与拐点：抓马杜罗是错的，袭击伊拉克、伊朗，暗杀哈梅内伊也错了，一错再错之下，美国如今也变得越来越被动。
相比之下，中国恰恰是气定神闲，发展的视线早已锁定在2035年，甚至2050年。因此，全世界只有中国最具确定性，而确定性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红利和最为稀缺的资源。
所以，此刻我们再来看新战略机遇，我认为国际层面的战略机遇对中国而言有四个：
第一，美国已经彻底丧失了阻止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机会。这是第一个战略机遇。过去我们还会担心美国全面反华会怎样，现在我觉得这个担忧已经可以放下了——它连伊朗都搞不定，又怎么可能搞得定中国呢？
第二个战略机遇，是整个西方都在衰退。不仅美国无法遏制中国，西方也难以团结，欧洲更是一盘散沙。而且不止如此，现在每次一提到美国做了什么坏事，大家就会说，又得让欧洲来买单，整个西方也因此陷入混乱。中国在过去三百年来，第一次在综合实力上全面超越欧洲，这个判断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第三，“全球南方”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也为我们带来了大量战略机遇。你会发现，不只是美国需要应对中国，它还得应对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巴西——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最后一个国际层面的战略机遇是，中国在过去四百年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中，第一次站在了第一梯队。从机械化革命、电力化革命到信息化革命，我们一直是跟跑者；而如今，我们是领跑者，站在了第一梯队。
这四大机遇，使得我们的国际环境——在我看来，综合来看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过去我们担心被封锁，担心追不上科技潮流，担心西方团结起来碾压我们，担心自己成为唯一被碾压的对象。如今，那些担忧已经过去，我们正拥有巨大的战略机遇。
国内也有四大战略机遇：
第一，可以非常自信地说，过去十几年里，党的领导持续巩固深化。我们通过反腐败、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等一系列伟大斗争，夯实了执政根基，普通民众对党的拥护和支持也更强了。
第二，我们应对各类风险斗争的经验愈发丰富。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整个社会的韧性都增强了，无论是股市波动还是经济环境变化，出现冲击我们都能够承受，民众始终对国家保有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已经深深扎根在每个人心里。
第三，我们的战略发展思想和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全社会的信心，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稳步推进，全社会都在紧紧抓住这些方向明确的发展机遇，清晰的战略布局本身，就是我们发展经济的重大机遇。
最后一点，就是人才辈出。过去我们总操心90后、00后不行，可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年轻一代一代更比一代强。现在更新的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我们称之为Alpha时代的新人，这批年轻人站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比我们这一代更强。
我之前和几位总统总理一起做了一档节目，聊起来的时候我说，像我们这一批年近半百的人，二十多岁的时候才知道有一种饮料叫星巴克，有一种快餐叫麦当劳。我们获取信息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西方同龄人，他们早就知道那些手机、那些电脑了，我们却要晚好多年才知道。
而现在，我们的90后、00后、10后，掌握的信息远远超过世界上的同龄人，甚至可以说是超前的。我们开始开新能源汽车了，欧洲、美国的同龄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新能源汽车；我们开始用折叠手机了，发达国家的同龄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折叠手机；我们早就习惯了刷脸支付，而他们还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的新一代，比世界上任何同龄人都更优秀，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人才红利。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要对国家有信心，千万不要被某些人所谓的“躺平”所影响，甚至前几年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概念叫“历史垃圾时间论”，我觉得这非常恶劣。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非常理直气壮，也非常自信——我也讲了很多过去这些年我去许多国家的亲身经历，看到的世界故事——告诉每一位民众和读者，我们现在的战略机遇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王骁：我认为您刚才提到的、近两年舆论场出现的“历史垃圾时间”说法，不能说完全不对，只不过现在真正进入“历史垃圾时间”的，其实是西方。我们已经能看到，西方现在不搞生产、不求发展、不做创造，反而在破坏、在摧毁，甚至整体变得越来越平庸。
就在最近这两个月，我读了大量西方媒体评论，这些观点最终指向一个共识，当然这个共识一方面源于当下西方自由派对特朗普的攻击，另一方面也源于部分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他们过去长期误解、抹黑中国，如今开始选择正视中国，两种因素都存在。但总结下来，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China is winning by doing nothing”，他们认为中国什么都没做就赢了。
很多人想到“机遇”，就会觉得单纯是走运，只要机遇期、窗口期一打开，直接走进去就能获得发展。但中国真的是啥都没做就赢得了胜利，真的是啥都没做就拿到了机遇吗？事实上，机遇一方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另一方面，不也是我们提前做了大量铺垫，才把握住了这样的机遇吗？
王文：其实大家说的“什么都没做”，本质上意味着我们已经做了很多。Doing nothing is equal to doing everything. 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从哲学层面深入解读的命题，也正好契合中央提出的“战略定力”要求：我们只要按部就班走好自己该走的路，不轻易被外界变局干扰，就已经做了该做的一切。
我们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但外界说我们Doing nothing，本质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对外扩张、发动战争、干涉他国内政、和美国打新冷战这类事——而在他们眼里，这类事才叫“做了大事”。他们巴不得我们做这些事，但我们当然不会照做，因为我们有自己既定的发展节奏，这正是我们的战略定力。
接下来推进“十五五”规划，我们只需要按照既定方针一步步走就可以，这就是我们当下该做的事，也是我们把握战略机遇的方式。
另外一个层面，我发现——其实书上也有讲到——我们不妨研究一下美国成功的经验。美国最成功的时期，是在20世纪初，也就是大约100年前。那时候，如果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美国似乎也是在“Do nothing”，但他们同样抓住了机遇。你看西欧那些国家，为了争夺霸权，打了一战，又打了二战，对吧？而美国呢，一直在“Do nothing”，集中精力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美国发展最快、最好的时光，恰恰是20年代到40年代那段时间。别人都在争霸，他却在埋头处理自己的事。直到1917年，一战已经打了三年，他才在最后一年参战，稳稳地赢了。二战也是如此：如果从1931年算起，到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略、霸凌我们整整十年了，美国却一直在观望；欧洲从1939年开打，也打了好几年。直到1941年，借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机会，他才参战，最终成为二战的领导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世界陷入混乱的时候，我们最该做的就是关注自身，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最近政治话语中常讲一句话：“做好自己的事，是应对世界变局的最好方法。”其实“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再来看世界变局，这一进程大概是从2017年开始加速的，也就是特朗普上台那年。而恰恰也是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朗普上台后，就像一个troublemaker，国际政治界的李逵，想砸碎一切，让美国从中获利，结果砸碎的却是他自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更要有战略定力，不要被外界西方媒体的定义所干扰。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按照党中央已经设定的各项规划和制度一一贯彻落实。这些执行方案，正是我们捕捉战略机遇的最佳行动。
王骁：您也提到了中美之间的博弈与争霸，或者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大变局中，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内容，就是过去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世界规则和生活方式一直由西方来定义。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您二十岁时才知道星巴克、麦当劳。那时候，大家对全球化的理解，或者说对现代化的理解，其实就是西方化，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化。我记得小时候，一提“国际人”或“世界公民”，其实就是指移民美国——拿出美国护照，就是世界公民，无非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今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也看到西方正在经历一些变化。但很多人试图将西方的衰落，解读为一种他们所能理解、或希望别人去理解，甚至是有意编织的叙事——他们试图将其拉入冷战或新冷战的框架，不断炒作所谓的中美争霸，或者前几年非常流行的那个词——“修昔底德陷阱”，即大国博弈中，当第二强国接近第一强国时，战争几乎不可避免。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舆论塑造？大家都在问，中美之间是否终究会爆发点什么？会吗？
王文：我们常说“贫穷限制了想象”，但我想说，知识匮乏同样限制了想象。刚才你提到的国际关系、新冷战、中美斗争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了解过于贫瘠，总是陷入从摩根索、肯尼斯·沃尔兹到米尔斯海默那一套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非要么是附庸，要么是对抗。
而中国的智慧，远远超越了西方从摩根索、肯尼斯·沃尔兹、米尔斯海默到亚历山大·温特这一系列学者。过去，我们往往崇拜他们，但如今我突然发现，我们正在“去魅”。这些年，不仅是中国普通百姓对西方祛魅了，我们的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也对那些西方理论大家逐渐祛魅了。
我跟大家讲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有一位美国顶级大学的教授，说出名字你们可能都认识。他常年研究中国，前些年出过一本讨论中国问题的书，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其实说这件事我有点像是出卖他，因为前些年他名气很大——当年为了写这本书，他专门来中国待了大半年，约我们中国学者见面聊天。他之前就知道我，我们便经常一起吃饭，他总说要他买单，我说到了北京哪能让您请客，每次都争着结账。我们聊得很愉快，我讲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记，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这些内容只供他个人参考，不做公开引述。
结果大概两三年前，他这本书正式出版，里面引用的内容全是变相照搬，还标注“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跟我说”，这不就是妥妥直接用我的观点，连一句感谢都没留吗？你看，一位西方顶级大学的知名学者，学术规范也不过如此，我说这些真没有一点夸张。
那个时候我突然就对他祛魅了，他比我年长很多，尚且如此。所以我才说，现在我们需要完成一个对西方彻底祛魅、对世界现状彻底觉醒的过程。
你刚才那句话说得特别对：过去我们说“世界”，其实默认说的就是“西方”；我们说“跟国际接轨”，默认就是跟西方接轨；我们说“出国”，默认去西方才叫出国——放在几十年前确实是这样，去欧洲的英、法，去美国，那才算“我出国了”，要是被派到中东或者非洲，大家都会觉得是去吃苦，就是这种观念。
但现在，之所以说我们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恰恰是因为中国人的世界观也在觉醒。我在之前出版的《强国长征路》《百年变局》里，也大量讲过类似的内容，在这本书里我也再次谈到了这个观点。
所以回到你刚才的话题，现在我们对世界要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畅想力。书名之所以叫“迈向2035的中国和世界”，在书的第二章，我就专门分析了2035年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彼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又会是什么样子。面对未来的世界，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和畅想权。如果我们拿不出自己对未来的构想，西方就会给我们贴标签，说中国会成为新的霸权，会发动战争，会欺负、霸凌其他国家。所以我们就要主动畅想2035的模样。
如今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还有文艺界、电影界，往往更擅长拍穿越回过去的作品，更擅长写历史题材，却不怎么擅长创作关于未来的内容。所以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我大胆畅想了2035年的图景：经济上，我判断中国大概率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我也畅想了那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文化强国、金融强国的建设，还有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前景。每个板块我都写下了我对2035年各领域发展的畅想。
时间过得很快，从现在算，再过九年就是2035年了，各位网友到时候可以来验证我书中的判断会不会应验。这中间其实只隔着两个五年计划。我甚至觉得，书中对2035年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乐观预测，可能还写保守了，我们很快就能见证成果。
王骁：就好像你刚才说，2002年最开始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够想象到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也是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期待的。
可是，王老师，在互联网上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OK，你可以聊我们大国崛起，聊我们民族复兴。在上一个我们所判断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2002年的时候，那时中国经济每年能够达到9%、10%，甚至11%的增长，然后不断有新的东西涌现出来。而这些新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学习成本没有那么高。的确，今天我们去使用AI的成本并不高，可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参与到AI行业里面，学习成本就会不断被提高。再加上今天我们现实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些人他愿意奋斗，可是他说：“我找不到工作，我的简历投了好多份，石沉大海。”所以对于这些朋友来说，他们可能并不是想躺平，但是他们会觉得，现在互联网上有这样一个词，叫“经济上行期”和“经济下行期”。他们把2002年之后的那段时间看作经济上行期，而现在很多人一谈到现在，就是经济下行期。
这个其实在我的频道里面也经常跟大家探讨。我给大家说的情况是，中国经济在加入WTO之后，其实已经变成了全球化的一环，虽然中国可能是这一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之一，但我们绝对不可能说我们可以抛开全球化，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我们也不可能脱离全球大环境独善其身——不可能出现全球经济都陷入困境，只有中国完全不受影响、依然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这本身就不现实。当全球经济环境和产业链供应链都遭到冲击时，中国经济自然也会受到波及。因此，身处经济下行期，即便知道外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人们心中的焦虑与焦躁也很难彻底平复。
王文：焦虑是正常的，但可怕的是，你面对焦虑的时候，并没有不断在焦虑中发现这些新的机遇。这就是我出这本书的意义。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社会预期下行、风险挑战，恰恰更需要有人站出来为这个时代呼吁：我们当下依然有机遇，而且机遇比以往更大。可说出这种话的声音实在太少了。我认为，从来没有哪个时刻比现在更需要更多人主动谈论机遇——我们不仅要谈论国际层面的机遇，更要谈论我们当下自身的发展机遇。
王骁：我想再跟您回到中美关系上面，因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很多经济上的冲击，其实是来自全球化的断裂，而全球化的断裂，其实是来自这个全球化曾经的核心——它已经玩不起这个游戏了。
王文：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机遇，具体来讲，第一是技术机遇。落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来看，会发现现在其实到处都藏着成功的机会。第二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全球化机遇。我小时候有个玩伴，当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整天混日子，还特别爱打架，之后我们好多年都没联系。后来我去非洲某国讲学，居然碰到了他，他说自己在当地开了家安保公司，已经做到一两千人的规模，是当地数一数二的老板，见面时的派头完全就是事业有成的样子——他就是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
还有另一个朋友，原本是做女鞋加工的，后来去非洲埃塞俄比亚租了几百亩地建工业园，现在已经是当地知名的制造业领军人物。这个故事没经过他本人同意，我就不透露他的名字了，但整件事都是真实发生的。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去东南亚发展，我们几个知名奶茶品牌的创始人都是年轻人；不少AI领域的领军科学家是90后、00后，机器人行业的创业者也大多是90后、00后。他们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了全世界。
过去中国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能让我们拥有切入全球市场的重大机遇。只要你的产品过得去，能戳中消费者的需求，你的市场就是整个世界，成功的概率、能触达的受众都远远超过从前。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机遇吗？
王骁：一方面我们在寻找机遇、挖掘机遇带来的红利，但另一方面，也随时要承受全球化断裂带来的严重不确定性。比如很多人都在谈论出海，而海湾地区其实是出海投资非常重要的一站——因为在全球范围内，海湾地区相对更加安全，也有更多优质投资标的。可这一轮的战事，不单单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博弈，已经波及整个海湾地区，甚至冲击了整个海湾地区原有的投资模式。不少当初冲着历史机遇前去海湾投资的人，现在已经血本无归。
再举个例子，迪拜房产市场以期房为主，很多人去迪拜炒房，期待的不只是顺利交房，还要找到下家接盘，才能完整走完炒房的闭环。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感叹：这样动荡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在您看来，美国会用什么方式结束当前这种混乱的局面呢？
王文：我们不说美国，我们就说面对这个世界大变局下我们该怎么做。你看过去的20多年，其实中东的战争没有停过，世界很多地方战争没停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把伊拉克打烂了，但是20多年以后，现在在伊拉克有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开发能源、开发石油、开发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赚得盆满钵满。
拉长20多年来看，再看乌克兰，现在俄乌冲突已经四周年了。这一块我有发言权，因为我过去的4年去了俄罗斯15次。我跟大家透露，现在很多中国的商人都已经开始回到乌克兰，很多在乌克兰的中国企业主也到俄罗斯去。每天北京到莫斯科有多趟航班，每一趟几乎都是满的，现在航班还密集，大量的中国企业家往俄罗斯去。而过去的几年去俄罗斯、去莫斯科的多数企业家，我认为都是赚大钱的。就像20多年前，如果你去伊拉克，你现在大概也是赚大钱的——当然不都说100%。
所以我也经常跟很多人说，有这么一句话：悲观者正确，乐观者成功。能捕捉到机遇的永远是乐观者，所有成功的人都是乐观的人，都是愿意主动抓住机遇的人。我从未见过哪个成功者，整天怨天尤人，满口都是时代不行的消极话。古往今来所有成功者无一例外，哪怕身处困境、整个社会都弥漫悲观情绪时，他们依然保持乐观。这些成功者也在启示我们，要在当下这个时代练就拨云见日的能力，在看不清的不确定性中，依然能发现潜藏的机遇。
在方法论层面，我认为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用长期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当下的时机。看待中美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只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时一刻的输赢。拉长时间维度看，哪怕你在中东遇到短期挫折，比如在迪拜投资暂时赔了，但如果你真的深耕中东、深耕迪拜，和当地人交朋友，真正融入当地的发展，我认为中东未来依然十分可期——这还不只是投资几套房产的事。非洲未来同样大有可为。最关键的就是要深耕，不能抱着赚一单就走的心态。
王骁：我其实只是做了自己的自媒体频道，既不是大公司的老板，也算不上什么金融大鳄。现在我参加很多国际论坛和国际活动，大家对我唯一好奇，也最关注的身份，就是我是一名中国人。比如2024年，意大利举办G7峰会，紧接着瑞士又举办乌克兰和平峰会，当时这两场峰会的立场都非常偏向美西方，中国官方媒体都没有参加。我就以独立媒体人的身份自己去了现场。正是因为我的身份，大家对我格外好奇。我感觉在那个小小的国际场合里，虽然我本身没有官方授权，但在某种意义上我就成了中国的发言人、中国的代表，大家确实非常关心中国的立场。其实现场也有其他非相关方的媒体在场，比如越南媒体、老挝媒体都来了，但没人去找他们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王文：我在书中的后记里面也讲到，我说我同样也是赶上了我们这批人的时代机遇。我在浙江的小县城里长大，因为高考离开了小县，然后就到了大城市，从一个小县城到兰州，再到更大的城市北京来工作。这过程中其实也伴随着背后的时代、中国崛起的进程。我也跟你一样，作为一个学者努力地在海外发声，大家突然发现“王文老师他有什么看法”，他们就愿意听来自一个中国学者的看法。这个时候我是拥有了国际的市场。所以回到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关键的关键——无论是那些现在很焦虑、在找工作的人，或者很焦虑选什么专业的人，或者很焦虑因为某个遭遇暂时失去了工作，或者还有失去亲人等等——我觉得这些悲伤是暂时的，我们鼓起精神、鼓起斗志，去发现这个时代的机会，我们突然发现到处都是机遇。最关键的就是你去发现它。
王骁：就像刚才王文老师一直强调的，您提到我的互联网身份，这一点我也觉得可以和年轻朋友们分享：不要为四五年之后的事情焦虑，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没有任何人说你可以当网红，因为那根本不在任何人的认知范围里，也没有这样的职业。我小时候，大家认为的好工作是政府、国企或者外企，根本不存在“你去搞互联网”这种说法——大家都没听说过互联网，也没有人听说过谁在互联网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再比如，我最近和大家聊AI的时候，在AI时代，有人说：如果你不学计算机，那你可以去学语言学，语言学是训练AI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当年冷门的东西什么时候突然变热门了，当年不存在的东西什么时候就存在了。
王文：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更加精细化、高质量的成功故事。对于我们的国人和年轻人来说，当前所关注的不过是日常的衣食住行、工作、求职、爱情等问题，这恰恰不正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最大机遇吗？你可以去那些动荡的国家看看，比如南苏丹——我去年刚去过那里，简直无法想象，那里的年轻人考虑的是如何得到一片干净的面包和水，如何不被炸弹炸死，或者走在街上不被社会冲突或枪击夺去生命。他们思考的是这些，而我们思考的，恰恰是和平年代里、机遇时代中那些幸福的烦恼。
王骁：在这样一个变局的时代，不同国家的青年各有各的焦虑。而中国青年的焦虑，或许反而是最正常的一类。我们的焦虑，源于我们相信应当能够发展、能够积累、能够创造——因此，我们所焦虑的，是如何去积累、去创造、去发展。而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人，甚至许多过去生活优渥的人，他们的焦虑早已不是这个了。他们不再纠结于能不能积累、能不能发展、能不能创造，而是问：“还能过下去吗？”所以，王文老师，如果让我问最后一个问题的话，我想说：您觉得这个世界还能过下去吗？还能过得好吗？或者说，您所展望的2035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与中国？
王文：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年前有一位大学者叫梁漱溟，他写过一本书，书名叫《这个世界会好吗？》我觉得梁先生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至少在中国解决了——中国会好，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这么说最后两三句，其实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个世界已经轮到中国和中国人粉墨登场，去尽我们的全力去改变、重塑这个世界。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兼任了全球领导力学院的院长。中国人现在开始讲全球领导力了，换成10年前、5年前，谁敢想象呢？两年过去我们培养了一些海外的重要高级别干部，我们去培养他们，我们去告诉他们中国的方案、中国的知识、中国的智慧，他们受益良多。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博士生、硕士生还在成长，今年我们又要把学生扩招到俄罗斯、拉美、欧亚国家，我们还在培养，我们要塑造他们更好的治国理政的经验。这个时候恰恰是中国的粉墨登场。过去我们是让别人培养我们，现在我们开始培养别人，而且他们希望我们去培养他们。
当我们告诉他们，带他们去井冈山，带他们去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我们共产党成长的历史，看到了所有中国人发展的历史。坦桑尼亚执政党革命党的副总书记——他是他们党内的前五号人物，顶尖的人物，也是我们的学生之一。他在上海外滩跟我说了一句话，非常令我感动。他说，我在中国学习的这二十多天——那时候他待了二十三天，最后一天在中国了，当天晚上他要飞回去了。后来我们就在外滩，他被震撼了，他第一次到上海外滩，看那些高楼大厦，全世界最好的城市景观。他说：“我难以想象，三四十年前这个国家那么穷，但是现在变得那么富，那么现代化。中国在激励着我，激励着我的国家。”我就跟他讲，我说中国可以做到，你非洲任何一个国家也能做到。我们中国的成功、发展、捕捉机遇，我们也在激励着全世界、重塑着全世界。
我们没有用枪炮的方式，没有用子弹的方式，没有用带去灾难的方式，没有用带去和别人政权更迭的方式让世界变得更乱，恰恰相反，我们做好了自己。就像古人说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慢慢大家开始学中国。而我们中国呢，也乐于去分享我们的经验。这个时候，这个世界会因为中国、因为我们的努力和我们不屈不挠的新时代奋斗精神，而变得更好。所以回到梁先生说的“这个世界会好吗？”当然会好。只要我们中国能更努力，我觉得你的世界会变得更好，我们的世界都会变得更好。这是我们的乐观主义精神——算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吧！
王骁：好的，非常感谢王文老师再次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也期待大家可以找到这本《新战略机遇：迈向2035的中国与世界》，一起去读一读，也在里面期待大家找到自己的新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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