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QFII悼高善文先生（1971—2026）

二〇二六年七月七日下午，高善文走了，五十五岁。

消息在午后传开，先是几个基金经理群，然后是旧同事打电话来讨论。鲍洪兄此前一直在我和讨论为何中国北大才出直言人。这时也来电话了。然后是那些在他的报告里长大的基金经理和分析师。北大深圳金融校友群里有人写下"沉痛悼念北大金融校友会高善文会长"，一句公文式的短语，却像一舢蚱蜢舟，把二十年卖方宏观研究的一段光阴，就这样推进了一潭水。 但在我们一批老登心中，高善文精神不死！

他病了一年多。二〇二五年初起了早期症状，多方求医十余月，年底确诊外周T细胞淋巴癌，此后化疗、免疫、靶向轮番上阵，疗效都不好。到今年六月中旬，他还在微信里劝慰亲友，说"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是李白出峡时的句子，写的是绝处逢生、山重水复之后的开阔。他借它来安慰别人，也安慰自己——谁能想到，这竟成了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轻舟是过了万重山，只是舟上已无故人。

认识高善文的人都知道，他不是那种从经济学院一路寻章摘句式宏观学者。

一九七一年，他生在山西临汾的乡下。那是个人均收入极低、信息几近封闭的年月，他后来回忆说，能从农村考出来的同伴，身上多少都带着点朴素的家国心。一九八八年，他考进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四年后拿的是理学学士。这份理工科的底子，日后成了他全部研究的骨架：讲因果、重推演、求体系的干净。他不喜欢华丽的模型，也不迷信复杂，他信的是机制，求的是因果。

硕士他转去了经济学，进央行总行办公厅做过研究，去过日本进修，又在职攻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博士，师从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政策学术这条线在他身上扎得很深，可他偏偏没有留在体制里做官样文章，二〇〇三年一头扎进光大证券，开始了卖方生涯，甫一入行便连拿数年宏观第一。二〇〇七年五月转投安信证券——后来更名国投证券——一守就是十八年，硬生生把一家起步的券商研究板凳坐热了。券商在中国金融朝会列班时总是发言权比较小的那一列，高善文本可穿央行研究的“朝服”，但他偏执着于草根券商之列。风骨俨然。

理科打底、央行浸润、再落地卖方，这套组合在他那一代宏观研究者里并不常见。它解释了他报告里那股工程师气：先拆机制，再谈结论；先问"这是不是因果"，再问"该看多还是看空"。他在那本演讲集《光线是可以弯曲的》里反复讲一件事——宏观研究最要提防的，是拿相关关系冒充因果，因为只有因果，才撑得起稳定的解释和有力的预测。这话听着朴素，可在A股卖方那条"月度数据—点评—涨跌"的流水线上，肯花笨功夫去拆底层机制的人，从来是少数。他是那少数。

业内提起高善文，绕不开三次让市场记了很久的判断。

第一次是二〇〇六年的"资产重估"。他从微观主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切入，叠上贸易顺差扩张与银行信贷创造的宏观底色，判定中国的广谱资产价格将经历一轮系统性重估。话音未落，A股从千点一路奔向六一二四。这一判，把"安信高博士"钉进了买方与卖方共同的记忆，相关成果后来收进《透视繁荣》和《经济运行的逻辑》，很长一段时间是无数人宏观入行的案头书。

第二次是二〇一〇年的《上升的地平线》。彼时主流还认定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裕，他偏说中国已越过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短缺，会抬升通胀中枢、拉低潜在增速。争议极大，可此后几年的数据，一点点站到了他那一边。

第三次是二〇一三年"钱荒"，他把冲击拆成三波——银行间、票据理财、实体，节奏几乎逐条兑现。再往后，二〇二三年他判房地产投资占GDP要跌破六，说市场已严重超调、均值回归是必然，也是他晚年颇有分量的一笔。

这些"准"当然是他被记住的理由，但更要紧的，是他把"宏观研究到底该怎么做"这件事讲透了，替后来人立了个能对标的样子。他一头连着央行—五道口那条政策学术线，一头连着买方真金白银的考核线，两边都要买他那套"理科式拆机制"的账。他不算最高产，也不算最有流量，可辨识度极高：报告标题总带点文气，策略会上不爱念PPT，喜欢站着聊上一个钟头。观点足够独立，所以该得罪人的时候，他也照样得罪。

而真正让人对他肃然的，不止是几次"准"。

在一个习惯了留有余地、习惯了把话说圆的行当里，高善文是极少数肯把难听的话讲出口的人。市场狂热时，他劝人别做梦；数据难看时，他不替谁粉饰。他对散户说过"洗洗睡吧"这类不讨喜的实话，也在最需要清醒的时刻，把清醒本身当作职责。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在阅历里见惯了宏观专家的圆滑与噤声之后，你会明白他这份直，有多稀罕。

二〇二四年岁末，他在一次投资者会上，凭着对各省数据的比对，讲了一些关于增长成色的判断，又留下那句流传甚广的话：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那之后，他的公开声音一点点静了下去，账号、视频、演讲，陆续从人们的视野里退场。个中曲折，外界猜过许多，如今回望，其中或也有身体已不容他维持旧日节奏的缘故。真相未必尽可考，但有一点清楚：他为那份直言，付过代价。

两千年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写，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说的是死的分量，取决于一个人拿命去换了什么。太史公受了腐刑而不肯死，是因为《史记》未成，那部书比他一条命更重。高善文没有写史，可他做的是另一种记录——把一个经济体在冷热之间的运行逻辑，一寸一寸拆给同代人看，并且在旁人都学会沉默的时候，肯为看见的东西说话。一个分析师，能凭一次真话在一国的经济记忆里留下名字，这已是极难的事。他的死,不轻。

五十五岁，对经济学家原是最好的年纪。思想成熟，阅历厚实，洞察力正抵峰顶。他本该在下一个周期的拐点上，继续替市场拆解中国经济的冷与热，继续把那把看懂宏观的钥匙，递到一茬又一茬年轻研究员手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高是一个书生，守着最后的良知走了。但他岂止是一个书生，他的精神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机构投资者敬重和送别的，不只是一个拿笔的人，他在关键时候成为卖方宏观研究一个时代的标尺。那个肯做笨功夫、肯讲真判断、肯在必要时得罪人的传统，在纸写的书上多了一个名字，在世间panel席上如今又空了一个位置。

世之贵人有清贵，有高贵。用命为他人渡江的，身影刻入石头。轻舟既已过了万重山，山高水阔，再无病痛，再无噤口。你留下的苇席接着在河上走。

作者温天，香港城大商学院教授，私募基金管理人